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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赫煊难得的笑起来：“早知道的话，我就该多留点钱。”

拉贝遗憾道：“可惜，二月份的时候，安全区就被迫关闭了。当时日军承诺不再屠杀平民，但我知道，他们不可能履行诺言，南京城内的暴行还将继续。虽然安全区已经关闭，但许多朋友还在维持各处难民营，而我却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南京。我不是逃避，我想尽快赶回德国，请求元首希特勒先生出面干涉。谁知，我没能等来元首的召见，等来的只是盖世太保而已。”

“不必自责，”周赫煊安慰说，“拉贝先生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你和你的朋友们，挽救了25万中国百姓的性命，你们都是中国人心中的活菩萨。”

接下来两个月，陈光甫等人终于说服罗斯福，开始跟摩根财团展开商业借款谈判。而史汀生、普利兹兄弟、胡适和张彭春等人，也顺利组建“美国不参与日本侵略委员会”，在美国各地掀起更加激烈的反日援华浪潮在此形势下，虽然几大美国财团依旧交好日本，但民间舆论却已在迅速倒向中国。

在去年淞沪会战刚结束时，有82%的美国人反对调停中日战争，70%的美国人要求撤回美国在华人员和军队，可见美国的孤立主义在民间是极为盛行的。

所谓“周赫煊的帮助”，是指他当初留给许传音的20万大洋。

拉贝和朋友们一起组建国际安全区，并被推选为安全区主席。而许传音也被邀请加入安全区，并担任安全区委员会委员，两人之间互有接触和配合，这在《拉贝日记》当中有多处记载。

国际安全区要负责安排20多万人的食宿，每天耗费钱粮极多，资金来源主要有四个途径：第一，拉贝、许传音等人私人提供；第二，慈善团体捐赠；第三，国民政府拨款；第四，日军调拨粮食。

国民政府的拨款时有时无，日军提供的粮食又总是拖拖拉拉，慈善团体和个人捐款杯水车薪，因此周赫煊留下的20万大洋就在关键时救命了。

那20万大洋本来是留给许传音，让他帮助老弱病残撤离南京的。但当时南京车马难寻，车票和船票都不好弄，许传音对此没有什么办法。

仅仅过去一年时间，由于胡适、张彭春等中国人在美国不断宣传，以及美国学界和教会的发力，再加上某些利益受损的资本家推波助澜，形势终于渐渐改变。

当许传音感觉事态不妙时，20万大洋汇票已经无法兑现了，因为战乱影响，南京城里的银行全部关门。

直到1月份，国际安全区里的难民忍饥挨饿，许多人冻死饿死，拉贝和朋友们都快被逼疯了。终于有个传教士冒险前往上海，将汇票里的钱取出，从上海运输粮食和药品发往南京安全区。

拉贝好奇地问：“周，你事先就知道日军会在南京城内搞大屠杀吗？听许传音博士的叙述，你好像早就有了准备。”

“猜的，”周赫煊苦笑道，“能够预知又如何？还不是没有用处。”

“不，很有用处，”拉贝摇头说，“你留下的那些钱，帮助难民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。如果没有那20万大洋买粮食和药品，会死很多人，不是被日军杀死，而是活活冻死、饿死和病死。因为有你的帮助，至少让上万难民保住了性命。”